特科奇才李强，万里铺设中苏电话线，眼光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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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奇才李强，万里铺设中苏电话线，眼光长远助国家赚数十亿美金
来源：搜狐网络
2023-03-23 10:10

历史故事看得多了，有时难免心生感慨，感慨人的生命在历史的大潮之下，就如同一叶浮萍，随波逐流。看似波澜壮阔的人生，不过是随波起伏而已。在历史和大自然面前，个人的命运和力量好似蝼蚁一般。

不过，从微观处细细观察，又能发现有些生命却始终闪烁着动人的光辉，尤其是那些身处逆境却依然可以凭借自身的坚韧创造属于自己的篇章之人。

今天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本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科学家，但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崎岖不平的革命之路。

但就在这么一条险象环生的路径之上，他隐姓埋名，不争名利，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尽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他依旧选择淡薄，即便后人们大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我们相信他一生无悔。

李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名字。以至于使用这个名字的人，目的就是将自己淹没于芸芸众生之间，不被任何人所注意。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李强，原名曾培洪，是我党地下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由于后来从事科研以及其他多个领域的工作，所以他的事迹并不为世人熟知。

他在革命之初就被选入了一个特别的部门，这个部门特别到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部门的正式名称，直到多年以后经解密才得以知晓。这个部门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世人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鉴于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以及残酷的斗争现实，中共中央决定秘密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科，主要任务是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具体负责人周恩来。

“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后，我党在上海的各级组织遭到巨大破坏，上海已经成为最为危险的地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却只身来到上海，他的任务就是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报机构。

中央特科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周恩来无论在政治、军事和情报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所精心组织创建的中央特科日后也成为中国大地上最为强大的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的存在是顶级绝密，它的成员也是优中选优，秘密选拔了我党内部各方面的顶级人才。

曾培洪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活动中表现突出，作为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他为工人们提供了手榴弹和炸弹。而这些武器全部是他自己研制出来的，并且效果和安全性都可与军工厂产品相媲美。

曾培洪不仅会制作炸弹，在革命活动中也非常活跃，他思路清晰，头脑灵活，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被称为我党内部的“能人”、“奇才”。也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周恩来的青睐。

曾培洪不仅学业成绩优秀，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还是“五卅运动”中的学生代表。同时，他的社交能力非常强，除了能频繁接触社会名流之外，他还和上海的三教九流有交情，和他们称兄道弟，关系很是亲密。

中央特科成立之后，李强被周恩来招入麾下，正式进入中央特科。当时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是顾顺章，他也是一个顶级特工，与曾培洪在工作中配合非常默契，二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中央特科成立之初，各种条件都非常有限，根本不像现在影视剧中所表现得那样高端大气上档次，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做地下工作是非常艰苦且危险的。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中央特科逐步展开工作，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也营救了相当一部分被捕同志。

不过，在工作过程中周恩来和特科成员都感觉到效率非常的低，归根结底还是出在了情报传递渠道上面。

由于当时中央特科还没有配备电台，电话传输距离短，地址固定，又被敌人严密监控，所以很多情报只能通过传统的密信方式，进行人与人当面交接。因此，很多需要远距离传递的情报，往往会因为不能及时送达而造成巨大损失。

电报传信技术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进入我国，因此非常成熟，除了政府和军事机构，很多大型商行、跨国公司也都有自己的收发报电台。邮电局也有为民间提供服务的电报业务。

中共成立之后不久就与国民党合作，也没有建立自己的通讯机构，一直通过国民党或电报局进行收发报。仅有中共中央和上海、武汉等有零星几部电台。

“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共仅有的几部电台遭到监控和查封，中央特科只能依靠传统方式进行情报传递工作。

这种情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央特科的工作进展，1928年，周恩来参加六大从莫斯科归来之后，就下达了要尽快建立特科自己通讯系统的命令。

不过当时特科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相关方面的人才，最终周恩来选中了被称为“奇才”的曾培洪。

曾培洪原本是东华大学的学生，成绩优异，各项学科的基础都很好，尤其擅长数学，并且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不过，他并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对这门科学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周恩来告诉他，现在组织上急需电台，而你是基础最好的，不要怕困难，大胆尝试，失败了可以再重新来嘛！

曾培洪只好硬着头皮去尝试，才开始他认为只要按图索骥，多参考一些相关书籍和资料，总能摸索出个大概，只要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多少还是能搞懂一些的。

结果，他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发现当时中国竟然没有出版与无线电相关的书籍，连翻译版本也没有。

曾培洪一时间陷入两难境地，这个时候周恩来也看出了端倪，于是再次找到他谈话。周恩来告诉他，困难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巨大的，但是不能一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这不是我们革命者的风格。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是绝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我们也许无法短时间内彻底战胜眼前的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与困难作斗争，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

周恩来还提示他，他的英语基础很好，没有中文参考书，可以看英文版的书籍嘛。如此一来，英语和技术都能得到提高。

经过周恩来的一番开导，曾培洪感觉茅塞顿开，系在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于是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无线电的研究之中。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抱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字典对照着英文版的参考书，一字一句地翻译、摸索。

这世上怕就怕这“认真”二字！

曾培洪日夜抱着厚厚的大字典啃，逐渐地发现原来认为神秘枯燥的无线电技术也可以很有趣。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困难，很多在他心里疑惑不解的难题，慢慢地变成了“原来如此”。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由一个无线电门外汉变成了资深的无线电爱好者，无线电的各种原理、公式，以及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电报技术，他都能如数家珍。

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电台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一般人很难买到电台以及维修部件，其中最重要的某些复杂部件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货。

因此，曾培洪就只能自己动手开始研制电台。一个爱好者要自己制作收发报电台，即便是现在也是难度极高的挑战，何况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之下。

现在看来，电台的主体结构并不复杂，但难就难在很多部件对材质的要求很高，很多部件都是有专业工厂的特殊实验室制造的，相对比较精密。

另外就是对电台的调试，电台不是机械产品，不像机械产品那样结构合理搭配得当就可以运转，即便有瑕疵也可以通过观察发现。

电子产品就不同了，很多细微的差错很难用肉眼觉察到，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只能凭借制造者丰富的经验和感觉进行判断。

组织上为了支持曾培洪研制电台，还专门派人开了一家小型的电机制造维修厂，在里面为曾培洪专设了一间实验室。

在刻苦钻研的同时，曾培洪也发挥了他的人脉优势，结识了很多无线电行业内的人，也认识了很多无线电方面的高手，向他们请教相关的问题。

通过将近一年的研制，曾培洪终于研制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自制电台，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线电高手。

接受建立电台渠道任务的是曾培洪和张沈川，曾培洪负责电台，张沈川负责报务。1929年冬，电台研制成功之后，他们便开始在上海测试电台收发报的效果。

尽管当时上海民间的电台有很多，但是所有公开的电台都是经过登记的，收发报时间和内容都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一旦发现有新的异常信号出现，他们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疑问，既然中共方面没有电台，国民党为什么还会对电报信号采取严密监控呢？

这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当局要防的不仅仅是中共的革命活动，更好防备一些军阀。这些军阀的实力很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秘密据点，为他们搜集、传递各种情报。

曾培洪的电台研制成功后，多次在深夜以天气预报为内容进行收发报练习，这种情况很快就被国民党侦测到，于是他们很快采取行动，进行搜捕。

结果，我党的电台没有被查到，反而查到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鉴于敌人监控非常严密，曾培洪与张沈川想尽一切办法来隐藏电台，给电台和天线设置各种伪装，并且为了避免出现电压不稳干扰邻居。他们把收发报时间都定在了深夜进行。

尽管如此，敌人还是会很快查到信号来源并对大概区域进行大肆搜捕，所以曾培洪和张沈川不得不经常搬家。

电台研制成功，标志着特科有了自己的通讯器材，中央苏区与上海以及其他苏区之间的电台联系也逐步建立起来。

曾培洪则作为我党通讯方面的元老级人物，为后来我党在电报通讯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9年末，特科命令曾培洪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为特科和中央苏区从香港搜集情报。

曾培洪于是化妆成为一名富商，提着一个大铁皮箱子登上了去往香港的客轮。他曾经和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因此化妆行动也手到擒来，一路之上并没有受到怀疑。

他在香港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一处安全理想的地址，作为秘密电台的落脚点。而于此同时，邓小平正在广西百色策划起义，党中央和特科与广西方面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

1929年12月12日，曾培洪在香港向上海特科发出了第一条秘密情报，内容就是邓小平等人于昨日在广西百色成功起义。

中央苏区在白色起义次日就得知了详细情况，秘密电台功不可没，也让大家深刻地认识到，电台通讯的效率不是传统通信方式所能比拟的。

此后，曾培洪作为党内最顶级的电讯专家 ，协助各苏区，各机构，各部队建立起了独立的电台通讯系统。他也成为了特科情报的核心人物之一。

1931年4月，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意外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对我党造成了巨大灾难，是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叛变事件。

尽管周恩来等人提前得到情报，及时进行了转移，确保我党高层大部分领导人安全撤离，但是中央特科基层组织还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曾培洪当时化名张振生，在上海潜伏，由于他和顾顺章关系非常密切，顾顺章对他的一切都非常熟悉。

考虑到顾顺章是顶级特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安排曾培洪远赴莫斯科进行深造，以躲过这次劫难。

于是曾培洪弃用了张振生这个名字，启用了另一个更加普通平凡的名字，李强。从此之后，这个名字便跟随了他的一生，再也没有变过。

李强在研制完成电台之后，逐步担任了特科内部的一些领导工作，开始由技术工作转向政治情报工作，如果不是因为顾顺章叛变，他将成为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领导。

周恩来也将李强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因此写信推荐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莫斯科东方大学，被称为苏维埃领导的摇篮，从这里走出去的毕业生大多数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也有很多骨干领导在任职期间会到东方大学深造，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李强的信任与期望。

李强手持周恩来的亲笔推荐信找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王明却认为他和顾顺章的关系过于密切，难免会受到顾的影响，今后有叛变革命的隐患，因此拒绝让他进入东方大学深造。

周恩来得知之后，非常气愤，但当时周恩来在国内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国民党不下天罗地网要捉拿他。在党内又受到“伍豪脱党”风波的影响，让他不胜其烦，无奈之下，周恩来再次写信推荐李强到苏联通信科学院进行深造学习。

这也就意味着李强将告别自己的政治工作，重新转向技术研究方面。李强服从组织安排，开始在苏联潜心学习通信技术。

我们可以理解，当时李强的心里肯定有不小的委屈，为了革命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但是却遭到自己同志的怀疑。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服从组织，无论在哪里都是为革命而奋斗。

我们还是要提那一句老话：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李强这个名字普通，但他本人却不是一块普通的木材，而是一块能经提起千锤百炼的黄金。

莫斯科安定的环境，让李强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的学习研究，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俄语，并且通读俄文无线电教材和相关材料。没过多久就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电信工程师。

如果是仅仅成为一名电信工程师，也不算太稀奇的事情，毕竟工程师实在太多了，一名通讯专业的大学生工作个几年也能够获得这一职称。

李强是个非常热爱学习和钻研的人，在莫斯科他得以接触到充分的资源和讯息，不仅参与苏联国内的通信科研工作，也能够阅读到国际上最新的通信论文。

李强留意到美国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菱形天线收发信息”的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只有结论而没有过程，其构造和原理均不得而知。当然这也是西方针对苏联做的保密措施，当时苏联方面对这一技术非常感兴趣，可以解决苏联通信科技的瓶颈。

不过苏联通信科学家并没有能解读这篇论文背后的原理，李强随后自己开始潜心研究。凭借自己这些年来学到的知识以及对无线电特有的悟性，利用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实践经验，终于发表了《菱形天线发信》这篇论文。

论文详细论述了菱形天线发信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原理，苏联通信专家参照论文成功研制了成品。

李强的这篇论文轰动了苏联通信科技界，苏联通信研究院破格将其提拔为研究员，最终李强成为了苏联通信科技领域最为重要的七名专家之一。

李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苏联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完全可以在莫斯科继续从事稳定的科研工作。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心里最牵挂惦念的还是自己的国家与同胞。

1937年7月7日，日寇强攻卢沟桥，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联起手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李强听到了党的呼唤，听到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放弃了在莫斯科的优厚待遇，回到延安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战斗中去！

当时的延安条件非常落后，前线的部队和鬼子打仗，却没有足够的枪支和弹药，有时候只能与敌人展开残酷的浴血肉搏。

李强抵达延安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负责组建“军工局”。实际上就是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兵工厂和生产体系。

让无线电通信的世界级专家去造枪造炮，总感觉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是李强这次没有怨言而是再次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这里需要提一下，并不是党中央不重视李强的才能，而是他所研究的领域太过先进，延安没有那么高精密的设备和工业基础，他的才华无处施展。

况且当时我党的通讯技术已经基本满足需要，重点还是放在了情报获取方面，对于通讯技术难题，李强只需要抽空进行指导一下就可以了。

延安军工局在李强的领导下先后建成了兵工厂、弹药厂、炼钢、炼油厂等等自主产业。他对发明创造似乎有特殊的天赋，总喜欢研究改进，在他的主持下，兵工厂还制造出了第一支无名马步枪。

在领导军工局工作的同时，李强还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建国之后，他担任了无线电总局局长和广播事业局局长，总算回到了他的通信专业本行。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广播通讯事业得以快速发展。他还主持铺设了从北京到达莫斯科的电话专线，这条线路长度超过一万公里，为中苏之间的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李强的工作出色，而且任劳任怨，不争名利，而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眼中，他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建国之初，我国遭到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严密封锁，外贸工作举步维艰。而我国也缺乏相应的外贸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此时想到了李强，提议他改行搞外贸。

为什么会选择李强，他的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主席和总理有他们自己的考量，首先，李强虽然是电信专家，但不是那种书呆子，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也在交易所干过，是懂经济的。

其次，他懂俄语，通英语，同时对电子设备、机械装备也很精通，而这些正是当时我国急需的产品，所以他是不二人选。

于是，李强担任了外贸部副部长，开始了他的经济工作生涯。

李强再次发挥了刻苦钻研的精神，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73年，李强敏锐的察觉到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崩溃的可能，于是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建议我国将美元外汇兑换成黄金，以预防有可能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周总理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采购了160吨黄金。

不久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果然崩溃，而这次兑换黄金让我国赚取了三十多亿美金的利润，成为当年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神话。

李强在主持外贸工作的时候，着眼于世界发展大势，没有被国内错误风气和封闭思想所误导，坚持以开放和客观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规律。

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正是李强在七十年代力排众议引进中国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的眼光独到之处！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革命前辈李强，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尽心尽力，刻苦钻研，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成就了低调又辉煌的传奇人生。

李强的事迹，值得后人们深思和学习，他是年轻人真正的楷模！